喜欢历史的读者，一定要去看黄仁宇写的书。看完之后，一定也会让你耳目一新，让您收获到不同的感受。先来说说黄仁宇本人，好让我们了解作者的经历。他1936年入读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后肄业投笔从戎，参加对日抗战。1950年退伍后，黄仁宇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历史，完成了从理科生到文科生的大转身，并连续拿下学士到博士学位。黄仁宇先生是近世纪以来史学界的一大异数，不仅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他所提出的“大历史观”的影响力已突破史学界，延伸到社科学界，其影响之深远，确实罕见。

　　　　黄仁宇第一次提出“大历史观”是在1985年出版的《万历十五年》的自序中，这本小册子至今已经重印了近60余次，近年来几乎每年重印三四次，可见其书的销售量之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其书的影响力之远。一般而言，写历史要走两条路：第一条路是走宏观的历史之路，就是说从历史的纵横总体联系上把握微观的历史研究对象，亦即，从大的方面来看小问题，从总体把握宏观上研究微观问题。第二条路则是强调站在历史的长河中来看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的发展趋势，以发展的观点来历史，而不能只是看历史的一面，或者历史好的一面。黄仁宇的研究显然是后者，他对于第一条路中，特别是针对有些史学家采取意识形态的方式写历史的做法感到十分不满，他提出：“中国人重褒贬，写历史时动辄把笔下之人讲解成为至善与极恶。这样容易把写历史当作一种抒情的工具。如康熙是圣明天子，万历是无道昏君。这在旧时代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大致一成不变，勉强可以解释得通。同样的办法要放在今日，不仅不恰当，而且有时几乎滑稽。”因此，黄仁宇写历史坚持以中立、真实、客观地原则来支撑“大历史观”，即写历史、看历史、读历史要“从小事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察历史的脉动；从中西的比较提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行政技术与经济组织的冲突，以及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合。”

　　　　在黄仁宇写的历史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不带任何私人情绪上的好恶，不带任何二元结构矛盾的意识，就如钱穆所说的那样，“对历史保持适度的温情与敬意，到达一种同情性的理解，而不至于粗暴而荒唐地针砭历史”。因此，黄仁宇写的历史营养价值比较高，不仅可以走进殿堂，也可以让大众读者愿意去接受、去了解、去享受历史的美妙，使得了解历史不再枯燥无味、不再被视为畏途，也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口中和书斋中的“玩物”。有机会，我们也可以上上百家讲坛说说那些历史的事儿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