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息权”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权利的主动行使或者自主放弃并不为法律所强制。但有趣的是，在我国古代，“公务员”如果在某些法定的“不办公日”放弃休息坚持加班的话，不仅不会得到表彰，反而可能会因此遭受社会非议或罢免，严重的甚至会招来牢狱之灾。

　　　　宋朝人洪迈的笔记《容斋随笔》记录过这样一条法令：《刑统》载唐大和七年敕：‘准令，国忌日唯禁饮酒举乐……官曹即不得决断刑狱’。意思是在帝、后的忌日这一天里，不仅禁止饮酒奏乐，甚至官府也不能判断案件。唐《刑统》的这一条敕书是专门针对官吏在国忌日这一天科罚百姓而作。其起因是唐人王堪的儿子于国忌日那天在私宅处罚工匠，因而遭到御史台的检举。权贵在私宅对下人的小小笞责都会引发御史台弹劾，可见国忌日这一法定“不办公日”的强制性有多大，因此元稹才有诗曰：“缚遣推囚名御史，狼藉囚徒满田地，明日不推缘国忌。”

　　　　除了国忌日外，服丧期间也是严格的“不办公日”。古者逢父母去世，子女须服丧三年，古称“丁忧”，期间不得嫁娶、迎考、为官，自西汉以后，历代均规定官员遇丁忧，必须解职守孝，三年期满后再复原职，如果官员匿丧不报，就可能遭到御史弹劾，一般会被革职处分，即使宰相也不例外。明朝时，官居一品的大学士张居正就曾因丁忧引起了一场政治风波。明万历年间，恰逢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他本应依惯例离职丁忧，但因皇帝年幼，朝廷事务均依赖他处理，于是皇帝以“夺情”的方式慰留张居正，因此张居正便着青衣素服边居丧边工作。按理说张居正在忠孝不两全的难题面前坚持舍家为国，应当得到社会的赞扬，但现实并非如此，由此引发朝野震动，人情汹汹，百官纷纷上书讨张，要求对其训诫、解职以平民愤，否则“国将不国”。同样也是明朝的首辅、父亲去世，张居正的前任李贤多次向朝廷告请丁忧，但皇帝几次不准，由此引发朝野哗然，人们指责李贤不守礼教，而李贤也在当年郁郁而终，此事成为他一生的污点。

　　　　虽然不像国忌或丁忧那样强制不许办公，但即使在平时的公休日加班也不一定能获得好名声。我国自汉以来就有系统的休假制度，统称“休沐”，汉五日一休，唐十日一休，白居易有诗为证：“无轻一日醉，用犒九日勤。”及至明朝，休沐改为节假日休息，《古今事务考》记载：国朝正旦放假五日，冬至三日，元宵十日。由于古代的下级官吏没有官邸，吃住一般都在官衙里，因此休沐日不仅是外出访客、游玩的日子，同时也是回家省亲、共享天伦的重要时刻，因此是否回家就成为行为是否符合伦理典范的外在表现了。如《汉书?薛宣传》就记载张扶任贼曹掾时，每到过节日，他都主动值班放弃休假，这在现在看来，肯定算是尽忠职守的好干部，可是薛宣却半指责半劝他回家和家人团圆，以妻、子恩义为重。薛宣的意见不仅得到史书的认可，同时也是社会和官方一致的价值认同。这种例子在以孝治天下的古代并非个案，甚至还有不少官员因为在节假日坚守工作岗位而被弹劾，理由就是“一亲不孝，何以孝天下”。

　　　　之所以要求各级公务员乃至天下百姓恪守特定时期不许办公、娱乐的法令，其基础价值和功能意义在于强化对王权和伦理的尊重与服从，时至今日，封建王权已不复存在，但家庭仍然是联系人们情感的重要纽带，以务本之心促人性之全面发展，也许更有人情味，以“私心”促“公心”，或许对今天也有一点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