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节后，在《美术报》看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何水法先生的美术学花鸟画研究方向在读博士李采姣的专题介绍，其中有一幅作品是画牡丹的，名为《粉态含香露未干》，上题诗一首“粉态含香露未干，冰肌犹怯晓宫寒，沉香亭北人如玉，一叹（原作这个字是个异体字，但愿我没有解读错）东风半倚栏”，看后觉得人不错，有才，画不错，诗也不错。只是画和书法在克隆乃师的风格，仍不谙齐白石“学我者生，似我者亡”箴言的深意。

　　　　当天，我斗胆用拙笔也写了一首牡丹诗“沉香亭北画栏东，绿嫩红娇一芳丛，虽经昨夜风雨骤，气闲神定仍从容”。我无意与她斗诗比高低，我只是学士，人家是博士，无法比。我的诗和她的诗是两个路子的。她的诗是传统封建文人士大夫把牡丹当作怜惜甚至把玩的对象，即比作“花瓶”，是封建社会人身依附关系中的“美人”，虽美却是由人怜惜和把玩的对象，即李白的“常得君王带笑看”的不平等关系。即使彼诗是摆脱“封建流毒”了，写的是牡丹客观上很美，能满足人们审美愉悦的需要，就如客体与对象只有进入主体利用的领域才有存在意义一样，如姜白石词“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和陆游《卜算子咏梅》中“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说的那样，但她的诗仍无我诗进取。我的诗是把古代中国同时存在的积极可取的写人格精神对象化的梅兰菊竹诗文移植到牡丹身上，写牡丹虽娇嫩，但也要国色天香当自强，象梅兰菊竹傲雪凌霜高风亮节王者之香一样，虽经风雨骤，仍从从容容气闲神定面对人世间的种种不测。

　　　　其实，中国古代写人格力量是应该和值得倡导的，这是与苦难作抗争所必需的，我有一个观点，就是古代诗或更宽泛一点即文学艺术主要是产生于苦难的，古时候，生产力低下，民族和阶级矛盾尖锐，生存条件和环境恶劣，因此，一部诗史，虽也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故帝名武汤，正彼域四方”、“九天阖闾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和“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的颂诗，但绝大多数的却是国破家亡，生离死别，科场失意，宦海沉浮的苦难诗。于是人需要抗争，这就是梅兰菊竹古代文人画题材盛行的原因，通过艺术呕歌和倡导人格精神力量。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也倡导呕歌与天斗地斗和国内外阶级敌人斗，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总设计师如是说，贫穷是与战争动乱相伴的，微观个体上则与个人的不幸厄困为伍，两者是互为因果的。中国不但需要红梅精神，更需要牡丹品格。难怪关于国花选择的论争都有多种答案，不但梅花，牡丹也是候选者，许多人主张国花不应只是单项选择题，而应有多项答案。

　　　　牡丹品格，就是牡丹的富贵品，白富美、高富帅和高大上的格，就是曾历经贫寒苦难而想富、敢富、能富、果富和“富贵不能淫”的品格。既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贵、白富美、高富帅和高大上，想富、敢富、能富和果富就理所当然，顺利成章，水到渠成的了。这是一万个一亿个应该的，关键是不要“不义而富且贵”和“为富不仁”。因此，牡丹是代表改革开放和奋斗创造的时代精神的，能表征改革开放时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人富裕，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小康的致富奔康的追求和结果。

　　　　改革开放之初，著名歌唱家蒋大为一首传唱大江南北的《牡丹之歌》就是应时之作，与我前面所说的相通。牡丹能代表我们民族复兴，现在将来的繁荣是经过贫寒和苦难的，但“冰封大地的时候”，我们是“孕育着生机一片”，经过抗争奋斗的。一国之命运这样，对中产阶层、富贵人家和妇女半边天也是如此，不论三者之中谁者，作为“绿嫩红娇一芳丛”，也是要“虽经昨夜风雨骤，气闲神定仍从容”，从容应对人世间的种种际遇的，即使现在是“汉唐般盛世”的开端，“人世事不如意十之八九”似已成过眼云烟，远离现时走进历史博物馆了。

　　　　国外发达国家有一种儿童教育叫挫折教育，就是利用挫折锻炼儿童，还有一种体验叫荒岛求生锻炼法。发达国家可谓大富之家，如中国的牡丹，但他们都要这样让人在磨练中长进，说明他们有居安思危的盛世危机感，与《牡丹之歌》和我的牡丹诗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现在的青少年是将来的主人翁，何去何从，我们应有定夺和明断，不然将来我们怎样与人竞争，牡丹的大富大贵就可能只是一夜繁华，过后便“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了。

　　　　以前听香港著名粤剧《紫钗记》里有一首藏头诗“小姓人家紫牡丹，玉阶期待蝶重还，未应移植空门里，嫁得春风尽日闲”，藏“小玉未嫁”四字，是告诉李十郎李益的。唐朝小姓人家也有紫牡丹，可见盛世人人是可有牡丹富贵品格的。现在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也要让牡丹走进寻常百姓家，照亮他们步向小康的道路，虽历经风雨，仍不遏前行脚步。人贵有志，苟立志，现在这么好的环境与政策，奋斗努力付出是会有回报的。

　　　　中国和国人确实是不但需要红梅精神，更需要牡丹品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