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社会各种思潮蜂拥而至，中国的进步人士在思考，到底哪一种能救中国？在此之前，梁启超、李大钊、张闻天等都摘译、引用过《共产党宣言》片段，但国内一直没有全文的翻译。人们迫切地想要看到这本书的全貌，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陈望道，担负起了这一历史使命。

▲2021年6月21日，上海《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内，排列着1920年至1938年间，《共产党宣言》被先后印制17次的陈望道译本仿制件。新京报记者 乔迟 摄

6月，浙江义乌市分水塘村，这是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庄。草木茂盛，郁郁葱葱。

村北一口水塘，汇集的水源向东南、西北两个方向分流而去。东南一路流入义乌，西北流向隔壁的浦江县境内，分水塘村因此而得名。

时间往回倒流近101年，1920年早春，一个清瘦的年轻人，在分水塘村一间柴房中，正拿着一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和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不停地思索、推敲，他就是陈望道，彼时正在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2月发表，第一次完整、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思想。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南方的山村早春时节阴冷潮湿。柴房简陋，冷风吹进屋内，陈望道冻得手脚发麻。即使在艰苦的环境里，陈望道依然聚精会神地进行着翻译工作，以至于把母亲送来的粽子蘸着墨汁吃了都浑然不觉。

信仰支撑着他，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在中国传播最早、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党的早期理论建设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2021年6月21日，上海《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内，有一张陈望道的旧照。年轻的陈望道正在教书。新京报记者 乔迟 摄

《共产党宣言》汉译本翻译的最佳人选

陈望道，原名参一，1891年1月18日出生在浙江省义乌县何里乡分水塘村一户农耕之家。父亲陈君元以务农为主，兼营染坊，思想开明重视学问。他对子女督教甚严，既要知书达理，还要保持农家勤劳本色。童年时期，陈望道在分水塘村私塾读四书五经，学习拳术，同时参加一些田间劳动。

近代中国，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尝试转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陈望道就是其中之一。

最初，他主张“兴办实业救国”和“科学救国”，希望到欧美留学。他先是考入金华府中学堂，勤奋研习数理化等现代科学知识，还去杭州之江大学补习英语和数学，积极为出国留学作准备。

1915年，由于费用问题，陈望道的留学目标由欧美改为日本。他先后在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中央大学和东京夜校学习，完成了经济、法律、物理、哲学与文学的课程，毕业于中央大学法科，获法学学士学位。

老照片中，年轻的陈望道单眼皮，眼睛有神，有一双厚厚的嘴唇，脸庞消瘦俊朗，梳着二八分的精干短发。

除了发奋读书以外，陈望道关注当时的政治。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消息传到日本，在河上肇、山川均等日本著名进步学者、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下，陈望道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使他逐步认识到，要强国兴邦，首先要进行社会革命。

1919年夏，“五四”运动爆发，陈望道回国投身运动，并应聘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简称“浙一师”）当国文教员。

陈望道大胆改革语文教育，大力提倡白话文和新文学，支持学生办进步刊物，与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一起被称为“四大金刚”。浙一师的国语改革，对杭州其他学校和整个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杭州的各种报纸也一度改文言文为白话文。

陈望道指导学生创办进步杂志《浙江新潮》，因该刊物发表了触怒当局的文章，校长经享颐不得不离开学校，陈望道也回到老家义乌分水塘村。

他曾在文章中表示，“这次查办使我更加认识到，所谓除旧布新并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来的轻而易举的事。我也就在这次事件的锻炼和启发之下，在事件结束之后，回到我的故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去，进修马克思主义，并且试译《共产党宣言》。”

回村前，陈望道接到《民国日报》经理邵力子的来信。邵力子在信中称，《星期评论》周刊主编戴季陶约请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译文将在该刊连载。

精通日语英语、 汉语功底深厚、具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这三个缺一不可的条件，让陈望道成为《共产党宣言》汉译本翻译者的最佳人选。

1920年3月底，陈望道携带戴季陶提供的日译本和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的英译本回乡，对照翻译。陈望道在《深切的怀念》一文中回忆，“有一次，周总理亲切地问我，《共产党宣言》你是参考哪一国的版本翻译的？我回答，日文和英文，主要是英文。”

▲2021年6月23日，浙江义乌分水塘村，陈望道展示厅内存有《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首版、第二版封面的复制版。新京报记者 乔迟 摄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陈望道的儿子陈振新，童年就是在义乌分水塘村度过的。在他的记忆里，分水塘村位于山区，交通十分不便。大人们有时去义乌城里赶集，每次都是一大早出门，晚上才回家，要走整整一天。

陈望道的翻译环境很艰苦。为了避免干扰，他在柴房端来两条长板凳，中间横着一块铺板，白天当书桌晚上就当床。3月早春的山区天气阴冷，柴房年久失修，门窗破旧，漏风漏雨。夜晚刺骨的寒风透过四壁，冻得他手足发麻。

在陈振新看来，当时语言转化问题是父亲面临的首要难题。要把《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和日译本翻译成中文，是异常困难的。而且，陈望道对翻译的要求很高，他是白话文的提倡者，要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大众化、通俗化的白话文。“知识分子必须要看得懂，如果是不识字的人，读给他听，他也要听得懂。而且101年后，再看陈望道译本，译文也很通俗易懂。”

当时社会各种思潮蜂拥而至，中国的进步人士在思考，到底哪一种能救中国？在此之前，梁启超、李大钊、张闻天等都摘译、引用过《共产党宣言》片段，但国内一直没有全文的翻译。人们迫切地想要看到这本书的全貌，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陈望道，担负起了这一历史使命。

这样的大背景，要求陈望道的翻译速度要快。

为了能专心致志地译书，一日三餐都是陈母送到柴房。一盏昏暗的煤油灯、《英汉词典》、《日汉词典》、《共产党宣言》的日译本和英译本分摊在书桌上，陈望道每天字斟句酌地埋头苦译。

▲6月23日，浙江义乌分水塘村，距陈望道故居五十米处的一处柴房，就是陈望道1920年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地方。这是陈望道左手拿粽子、右手执笔的模拟塑像。新京报记者 乔迟 摄

陈母见他日以继夜地工作，整个人都瘦了一圈，就用糯米包了几个粽子，让他补补身体。母亲将粽子端至柴屋时还放了一碟红糖。过会儿，母亲在屋外高声问他是否还需添些红糖时，他说:“够甜了够甜了。”

而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碟时，看见陈望道嘴边都是墨汁，红糖却没有动。原来他只顾全神贯注工作，把墨汁当做红糖还全然不知。“可见父亲当时精神高度集中，嘴里吃到的是苦还是甜都没有品味。”陈振新说。

经过近一个月的翻译研究，“费了平时译书5倍的工夫”，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终于完成《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工作。

1920年4月底，陈望道带着《共产党宣言》翻译手稿到上海，准备在《星期评论》连载，但因《星期评论》被迫停刊未能按原计划刊发。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议，决定建立“又新印刷所”，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此书。经李汉俊、陈独秀校稿，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首次刊行问世。

初版1000册，封面上的书名“共产党宣言”错印成 “共党产宣言”，但仍然立刻被抢购一空。9月再版时改正了书名，封面马克思的肖像从原来的红色改为蓝色。到1926年，该书已相继印刷出版17版。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面世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进程。1920年5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主要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人。不久就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发起建立了共产党。当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陈望道成为早期创建人之一。

陈望道和他的《共产党宣言》还直接影响了一批中共早期领导人。1936年，在延安窑洞里，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三本书其中一本，便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1920年10月，周恩来赴法国留学，和蔡和森等人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最终成为共产主义者。他曾在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

邓小平于1992年武昌、深圳等地的谈话中曾说过:“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共产党宣言》中译版出版距今已有101年，它还在影响着当代年轻人，引领年轻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述了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蘸着墨汁吃粽子、还说味道很甜”的故事。

2020年6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的回信中写道，“100年前，陈望道同志翻译了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为引导大批有志之士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投身民族解放振兴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陈望道故居修缮、柴房复原、老街改造等工作，如今的分水塘村已经成为红色旅游教育基地，每天都有大批游客慕名前来瞻仰陈望道故居。

古朴的建筑、洁净的小道、乘凉的老人，构成了悠闲的乡村生活。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当年的陈望道毅然离开宁静的故乡，砥砺前行。

在距离陈望道故居50米处，有一间经过修缮的柴房，柴房里推着柴火和干草，还原成陈望道早年居住过的样子。在由木板架起的简易书桌上，放有一碗墨汁、一碗红糖和一碟粽子一盏油灯，还有一本书和几张草稿纸。陈望道的塑像左手拿着粽子右手执笔，正在全神贯注的翻译。环境十分质朴简陋，但陈望道怀着信仰，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

如今在分水塘村，仍然流传着陈望道译书时聚精会神、蘸墨汁吃粽子的故事。

▲2021年6月21日，上海《共产党宣言》展示厅内，陈望道曾参与撰稿的妇女解放刊物《妇女声》。新京报记者 乔迟 摄

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

1920年回到上海后，陈望道应陈独秀邀请，开始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同年12月，陈独秀赴广东，陈望道成为《新青年》主编，刊物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舆论阵地。

《新青年》开辟了“俄罗斯专栏”，主要翻译或转载其他国家报刊发表的关于苏联革命力量和实践的文章，介绍关于苏联的政治、经济、法律、对外政策等等。使中国人民能够了解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

在通过《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陈望道还担任《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编辑，在该刊上增加了介绍苏联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内容。陈望道在《觉悟》上发表了《劳动问题的第一步的解决》、《劳动联合》、《反抗和同情》、《罢工底伦理的评判》等文章，从而使《觉悟》继《新青年》之后成为又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舆论阵地。

上海的中共早期组织成立后，把发动工人运动作为一项头等重要的任务。陈望道直接帮助筹建了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以及纺织、邮电工会。这是中国第一批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成立的工人阶级组织。

在这过程中，陈望道还通过写文章积极向工人群众宣传通俗的马克思主义，深刻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教育和鼓励工人兄弟姐妹组织起来，为争取解放而斗争。他协助出版了上海早期党组织的工人刊物——《劳动界》，这既是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也是我党最早创办的一份工人周刊。陈望道为这个刊物写了《平安》、《真理底神》、《劳动者唯一的“靠着”》等文章。

除了介绍马克思主义，陈望道还深入研究妇女问题。

为了推动妇女运动的发展，陈望道自1919年至1921年，在《新青年》、《觉悟》、《新妇女》等报刊发表了大量有关男女社交、恋爱婚姻、经济劳动、节制生育等方面的文章。

陈望道提出，在旧社会，女子没有参政权，也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女子的工作机会和报酬都少，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女子地位低下最根本的原因，经济上不独立，政治和人格也不能独立。

他认为，应该从婚姻和经济两个方面来解决妇女面对的不平等问题。

▲2021年6月23日，浙江义乌分水塘村，陈望道展示厅有一张陈望道与妻子蔡葵年轻时的照片。二人在1930年自由恋爱结婚。新京报记者 乔迟 摄

在婚姻方面，陈望道反对使用聘金、反对父母代定和媒人的方式。他认为“真正婚姻的结合，当然应该是直接的内心的结合，换句话说就是应该以恋爱为基础。”

此外，他还主张自由结婚与自由离婚一样重要，“离婚是婚姻上逃避不幸之路”，“如果不同时鼓吹自由离婚，那这自由结婚制也成了锁镣。”这些话在当时的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走在时代的前沿。而且，他在当时就提出要计划生育，以及“母性自决”。

在经济方面，陈望道提出，女子应该摆脱对父母、丈夫的依赖，养成劳作和学习的习惯，实现经济独立。而且女子有自行决定消费的权利。

除了发表理论，陈望道还积极参与开办平民女校。平民女校收容因反对三从四德而从家庭或学校逃出来的青年女子，丁玲就曾是平民女校的学生。陈望道白天在复旦大学教书，晚上就到平民女校去上课。

陈望道的妻子蔡葵（别名蔡慕晖）也是一位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二人在1930年结婚，早在杭州期间，蔡葵因常去浙一听课而认识了在该校教书的陈望道。

在陈振新的记忆里，父亲和母亲的感情非常深厚。1944年之前，他们夫妇俩为了同一信仰，为了共同的目标，各自忙着自己的工作，聚少离多，相互牵挂、相互扶持，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吵架。陈望道很尊敬妻子，在外，他会称呼妻子为蔡先生。在家时，他称呼妻子“慕”。

1964年蔡葵去世后，每年上海梅雨季结束，陈望道都会让儿媳朱良玉把保留的蔡葵衣物拿出来晒晒，晒好了再原封不动地放回衣柜。

▲2021年6月21日，上海《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内，1952年11月15日，毛泽东颁发给陈望道的复旦大学校长的任命通知书。新京报记者 乔迟 摄

低调勤恳的复旦老校长

陈望道与复旦大学渊源颇深。1920年9月，陈望道应聘至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开设文法、修辞课。1927年9月，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和复旦实验中学校长。

1930年，陈望道因保护进步学生遭国民党迫害而离开复旦大学。1940年，他从上海来到重庆，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新闻系任教。1949年10月，出任复旦大学校委会副主任。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2年，陈望道被毛泽东主席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直到1977年去世，他在复旦任校长长达25年。

陈望道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长达六十余年，涉猎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在哲学、美学、因明学、新闻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都颇有成就，著有《作文法讲义》《美学概论》《因明学》《文法简论》等学术经典，《修辞学发凡》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的现代修辞学体系。1960年冬，他还出任《辞海》修订总主编。

上海杨浦区国福路51号有一栋黄色的三层小楼，距离复旦大学邯郸校区只有不到一千米。陈望道1952年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后，1956年搬到了这里，他将语法、逻辑、修辞研究室安置在小楼的底层。这个研究室，后来改为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

院子里的桂花树、棕榈、龙柏枝繁叶茂，静谧的小洋房成为陈望道最后20余年生活及从事教育、科研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成了研究室师生们日常学习、工作的地方。

如今，这栋旧居已经成为上海市《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展示馆里排列了各语种及各年代的《共产党宣言》版本，还有陈望道的生前事迹以及旧物。

1957年，陈光磊进入复旦大学读本科。1962年，陈光磊考取陈望道门下的首届研究生。

陈光磊回忆，通常陈望道每周四或周五都会从楼上下来同学生谈论学术问题。平时他想到什么，也会经常下来同大家讲。

读研期间，陈望道会给陈光磊布置读书任务，读完后写成读书报告。有一次，陈光磊读过索绪尔俄文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后在读书报告里写道，索绪尔的语言学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学说。

陈望道看到报告后从楼上匆匆走下来，连鞋都没穿好，神情是前所未见的严肃。劈头就问：“你根据什么说索绪尔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他教导说，学术上有不同意见，尽可讨论，但不要动不动就“乱套帽子”。老师的教导，令陈光磊终生难忘。

学生们都说，陈望道是一位平易近人的校长。他每天都会在校园里走走，上至学院院士、教授，下至绿化工人，他都会停下来和他们讲讲话。从校园绿化到教室和图书馆的灯光，他都会观察、关心，有问题就停下来提意见。

有一天，陈望道在复旦第三教学楼看到，已经打上课铃的一间教室里并没有老师。学生说，这位老师总迟到两三分钟，陈望道听闻便离开了。第二天，陈望道专门在这位老师的课堂上等着，果不其然，这位老师又迟到了。陈望道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严肃地批评他，“你有三四十个学生，迟到5分钟，加起来浪费了多少时间？”从此以后，复旦再也没有敢迟到的老师。

在陈光磊的印象里，陈望道一直是个很挺拔的人，看书做研究时从来不会弯腰驼背，整个人很有精气神。即使后期在医院疗养，也坐得笔直。陈望道有较重的义乌口音，说复旦大学会说成复旦“打牙”（大学）。

▲6月21日，上海《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内，展有陈望道的模拟塑像。这座位于上海杨浦区国福路51号的三层小楼，是陈望道任复旦大学校长后，进行学术研究和生活的地方。新京报记者 乔迟 摄

陈望道身高1.7米左右，喜欢穿深灰色中山装。夏天很热的时候也穿长袖，每一个扣子都扣好。在朱良玉多次劝说下，陈望道才尝试穿短袖。陈振新的记忆里，父亲的书桌上除了台灯、墨水瓶，就是一个茶杯。

他平时不善言笑，看上去比较严肃，但其实是个平和慈祥的人。蔡葵曾评价说，“他像个热水瓶，外面看到冷冰冰的，其实内心很热。”

在朱良玉眼中，陈望道是个公私分明的人，从来不用手里的权力解决私人问题。

就连最疼爱的大孙子发烧到40度，朱良玉为节省时间想带孩子搭陈望道去开会的顺风车时，他都不同意。

陈振新出生于1938年，童年在老家义乌分水塘村度过，1949年才到上海与父亲团聚。在陈振新的记忆里，父亲总是非常忙碌的，平时话不多，对他的教育都是“以身作则，潜移默化。”

陈振新回忆，初到上海读小学，他听不懂上海话，连听普通话都有些费力，时常无法理解老师讲课的内容。读书很困难，成绩也不理想。

期末来临，老师让学生把成绩单拿给家长，陈振新因为成绩不理想害怕父亲的责备，心里直打鼓。但父亲看到成绩单后，没有说话，只在家长意见栏里写了三句话，“新从乡间来沪，语言生活尚且生疏，稍久当有进步。”又郑重其事地签名并盖上了红印章。

当时陈振新只有十一岁，并没有完全看懂父亲的话，但他大概明白，父亲在教导他，要更努力更进步一点。“父亲这种信任和鼓励的教育方式，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也当老师，学生们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父亲给了我启发，让我更好的处理这些问题。”

信任和鼓励之外，父亲的严格要求也让陈振新记忆犹新。

1962年，陈振新大学毕业到复旦任教，当时陈望道正任复旦校长。

陈望道立刻找陈振新谈话，语重心长地说，一定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并且嘱咐道，“一般复旦老师犯了错可以原谅的事，你也不能做。”

陈振新时刻牢记父亲的叮嘱，“我是校长的儿子，一言一行别人都关注着，就是应该严于律己。”

陈振新回忆，与父亲相处的28年以来，他总是少说多做，为人低调，从来不主动提及翻译《共产党宣言》和筹备共产党小组的事迹。“他认为做这些事完全是应该的。从不会把事情放在嘴巴上讲。”

在陈光磊心中，陈望道与其他爱把革命事迹挂在嘴边的老人不太一样，他从不谈自己的功劳，从不写日记，书信也不保留。陈望道曾经表示过，“个人不想在历史上留下位置。”

复旦大学前党委书记秦绍德说，“陈望道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人物，执着而又倔强，正直不阿。陈望道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却非常低调。”

上海某文艺杂志曾托陈光磊，邀请陈望道写关于鲁迅的回忆录。陈望道一直推脱，“我和鲁迅是很熟的朋友，但现在多年过去，有些事记不清楚，讲了反而不好。”

陈光磊则表示，回忆录回忆的不只是个人，主要是为历史留材料。在陈光磊的多次动员下，陈望道才同意写回忆录。

▲2021年6月21日，上海《共产党宣言》展示厅内，展出陈望道与妻子蔡葵、儿子陈振新的旧照。新京报记者 乔迟 摄

病榻之上仍在写书

1975年，陈望道因病入院，从此开始在医院疗养。陈振新等轮流照顾老人，每天安排老人吃饭、洗澡、洗脚等琐事。

陈光磊想起，他曾两次去医院陪同，陈望道吃饭都快的不得了，一把饭菜摆好，陈望道就右手拿筷左手拿勺，左右开弓，吃得又猛又急，几分钟不到就吃完了。因为吃饭速度太快总是呛到，陈望道说，“年轻的时候总觉得吃饭太花时间，就养成了快吃的习惯，即使后来时间充裕，也改不掉了。”陈光磊只能把饭菜都分成小块，吃一会儿他就让陈望道停下来，喝口水再吃另一块。

即使是在病榻上，陈望道依然在修改《文法简论》，陈光磊帮他校书。二人一起完成了《文法简论》的定稿工作。

1976年，陈望道病重。他在遗嘱中写下要陈振新和朱良玉“刻苦攻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的政治识别能力，争取早日入党，为党工作。”1977年10月，陈望道去世。

2020年，陈振新再次提交入党申请，现已成为中共预备党员。“这是信仰的传承，是父亲对我的影响。”

陈望道的葬礼，全校两千五百多人来送行，吊唁的花圈排满了整个殡仪馆。陈振新对一张记者拍摄的葬礼照片记忆犹新，照片里全部是送行的人群，排在最前面的不是教授、院士，而是复旦绿化和基建组的工人们。“父亲从来都是一视同仁，受到很多人爱戴。”

（部分资料参考《中共创立时期共产党人的初心解读——陈望道篇》《陈望道: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传播者、坚守者与实践者》《陈望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